文 | 孙永杰配资公司资讯门户网站
2025年10月，一场围绕与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争议骤然升温。彼时的舆论场充满了一种情绪化的确定性—“硬刚”、“自主自救”、“不再依赖海外”等。在不少解读中，这些甚至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一家中国半导体企业，试图在全球供应链博弈中摆脱束缚、重新掌握主动权。
但仅仅半年之后，现实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近日，闻泰科技披露2025年年报，实现营收312.53亿元，同比大幅下滑，归母净利润巨亏87.48亿元，被实施*ST，退市风险骤然逼近。
当我们冷静审视这场急剧反转，其并非简单的经营波动，更像是一场认知与现实之间的系统性错位。而当最初的“硬刚叙事”被拆解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真正决定结局的，从来不是姿态而是实力，以及在复杂跨境环境下对自身能力边界的准确判断。
闻泰科技*ST溯源，安世半导体控制权失控
如果单纯看财报，闻泰科技的危机似乎符合传统路径，例如营收下滑、利润转负、审计非标，最终触发退市风险。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线向前追溯，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从经营层面发酵的危机，而是从控制权层面瞬间引爆的系统性冲击。
众所周知，2025年9月底，荷兰经济事务部以国家安全和治理缺陷为由，对安世半导体采取干预措施。随后，法院通过临时裁定，对闻泰科技所持安世半导体境外资产的治理权与投票权进行限制。对此，闻泰科技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并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权，包括后续寻求国际仲裁（索赔金额最高或达8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也回应称，根源在于不当行政干预，呼吁荷方撤销措施以稳定全球供应链。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动作在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很多人仍然将其视为阶段性摩擦，甚至认为可以通过谈判或运营调整逐步化解。但事实证明，这一判断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原因很简单，控制权一旦被实质性限制，其影响并不会仅停留在公司治理层面，而是迅速沿着制度链条向下传导。
具体表现为，由于无法实际控制境外资产，安世境外业务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原本的子公司被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触发公允价值重估，直接带来近90亿元（实际为87.48亿元）的投资损失。
更关键的是，由于安世境外信息系统（例如SAP、订单系统等）部署于境外，且控制权受限，导致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完整经营数据和执行必要程序，最终只能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在资本市场规则下，这一结果几乎等同于“判决”。原因在于对上市公司而言，最基础的前提并不是盈利，而是财务数据必须可验证、可审计、可被信任。而一旦这一前提被打破，后续的一切经营改善都失去了意义。
同时，根据上交所的规则，一旦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股票便自动触发退市风险警示。而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那就是2025年，安世半导体整体仍然盈利，但闻泰科技却录得巨额亏损，其中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赚钱，而是这些利润是否还能体现在上市公司报表中，但当控制权缺失、审计受限时，利润即便存在，也无法转化为资本市场认可的价值。
换言之，闻泰科技真正遭遇的并不是经营失败，而是一次“报表失效”。而在资本市场中，报表失效的杀伤力，远比业绩下滑更为直接和致命。
盲目自信，安世中国“硬刚”策略的多重决策失误
所谓知其然需知所以然。如果说上述控制权问题是外部变量，那么企业在危机初期的判断与选择，则决定了这场冲击的演化路径。
具体到安世半导体，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部依据《物资供应法》下达部长令，冻结安世半导体全球30个主体资产与知识产权等为期一年；10月1日，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实施临时措施，暂停闻泰科技创始人张学政在安世半导体的所有董事职务并任命独立董事；10月7日，法院正式裁决将安世半导体99%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闻泰科技对安世的控制权被实质性限制，直至2026年2月法院维持该裁决，僵局延续至今。
在此背景下，闻泰科技与安世中国迅速做出一系列应对姿态，试图传递“可自主运营、可独立生存”的信号，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大会上表达打通国内供应链的信心，并发布公开信强调安世国内公司可独立自主经营、拒绝未经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外部指令等。这些声明当时在舆论上被广泛解读为“安世中国硬刚荷兰”、“中国企业自信表达”等正向叙事。
这些应对，本质上是企业在控制权受限下的自保与运营持续性尝试，体现了“法律自主”层面的努力。然而在实践中，部分表态将“法律身份与部分运营权的声明”与“供应链与控制权的实质备胎”之间的界限处理得不够清晰，将“可拒绝荷兰公司单方面指令”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可完全脱离荷兰晶圆与荷兰系统”，这成为后续决策面临挑战的起点之一。
其实真正考验韧性的命脉，不在“断薪”或“断权”，而是“晶圆”。
2025年10月26日，荷兰安世单方面宣布停止对东莞封装测试厂（ATGD）供应晶圆，直接暴露了安世中国原本后端封测强大、上游晶圆完全依赖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东莞工厂承担了安世半导体70%左右的封装测试产能，但晶圆几乎完全依赖荷兰与德国制造。
对此，安世中国在危机初期的高调表态中，强调“系统权限”、“法律主体”等硬控表象，而对晶圆来自哪里这一核心问题着墨较少，导致外界（包括部分媒体）容易形成“安世中国已具备独立运营全部条件”的印象，进而忽略了硬控表象与运营实质之间的差距。
更为现实的挑战在于，闻泰科技与安世中国在应对中，对车规级晶圆认证的“时间壁垒”存在一定低估。危机爆发初期，安世中国管理层释放“有信心打通国内供应链”的信号，给人“短期即可切换”的预期。但车规级芯片的认证，远非“下达行政命令”或“拉几条新产线”就能立刻完成，而是有着一套极为刚性的流程，即从IATF16949质量体系审核，到AEC-Q200/AEC-Q101的高温老化、温度循环、可靠性试验，再到Tier1与整车厂的二次认证，整套流程通常需要6—18个月。
尽管安世中国在断供后启动紧急验证计划，推进与国内晶圆供应商（如鼎泰匠芯、上海积塔、芯联集成等）的对接；2026年，安世中国还在IGBT等产品上加速国产化切换，部分实现闭环，体现了自救努力的实际推进。但在断供初期，库存缓冲期有限，从“断供到量产”之间仍出现业务空档期，部分客户订单流向意法半导体、安森美等竞争对手，再收回难度极大。而这种“时间差”本质上反映了对供应链硬实力的认知挑战，即在法律上可以强硬表态，技术路径长期可行，但在短期业务连续性上仍面临严峻考验。
硬实力背后，车载晶圆的国产代际差距犹存
从更高的产业视角看，闻泰科技如今面临被“戴帽”ST的风险，远不只是一个财务亏损或治理失误，其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在车规级半导体核心领域，尤其是晶圆制造环节与国外的真实差距，以及在全球化分工被突然割裂时的脆弱性。
众所周知，车载半导体与普通消费电子芯片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核心在于对“极端可靠性”的变态级追求。安世荷兰工厂提供的晶圆，背后是三十多年积累的失效模型数据和成熟的8英寸功率器件工艺。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国产替代不能立即补位？如我们前述，由于车载晶圆的每一个料号，都必须经过IATF16949和AEC-Q等一系列严苛的认证，这在物理时间上是无法缩短的刚性周期，通常需要6-18个月。
具体到技术层面，差距则体现在从8英寸到12英寸工艺切换的阵痛中。闻泰科技虽然宣称在2026年Q1实现了MOSFET等产品的中国区闭环，并将IGBT晶圆100%国产化切换。但在实际生产中，国内12英寸晶圆厂在功率半导体的良率控制、参数一致性以及长期可靠性验证上，与荷兰原厂相比仍处于“爬坡期”。而2026年Q1闻泰半导体营收的萎缩实质上反映了下游汽车大厂（如博世、大陆等Tier 1）对国产替代方案的审慎态度。毕竟在车载领域，一旦出现千分之一的故障率，可能就意味着整车召回，而这种所谓“技术信用”的积累，绝非一两句“自主可控”的口号所能替代。
更深层次的差距在于全球协作体系的断裂。安世半导体原本的竞争力在于其全球分工，即欧洲的研发与晶圆制造，结合中国的封测。所以当安世中国试图通过“硬刚”来割裂这种协作体系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技术孤岛，即便封测产能在国内高度成熟，但由于缺乏核心车载晶圆的稳定供应，整个生产线仍处于半停滞状态。而这种现实告诉我们，在高端车载半导体领域，硬实力不是“能造”，而是能造得与顶级水平一样稳定，并被全球生态接受。
从“硬刚荷兰”的舆论高点，到*ST带来的退市阴影，闻泰科技的经历提供了现实样本。它提醒我们的企业，在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时，最危险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对自身能力与外部约束的误判。
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半导体产业中，控制权、供应链与审计能力是相互耦合的整体。一旦某个环节被切断，其影响迅速传导至整个体系，并在资本市场体现为信任丧失。
因此，我们与其简单讨论“是否应该硬刚”，不如关注企业是否具备支撑这种选择的产业基础、时间冗余及制度空间。如果这些条件尚未具备，更理性的路径是补齐短板、重构能力边界。毕竟，在半导体长期博弈中，决定胜负的从不是一时的高调姿态，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真实体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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