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蒋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一直说该兵团司令是个外行专业配资论坛资讯，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更是毫不客气说“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
有人开玩笑说杨伯涛被俘后每天必做的三件事就是“吃饭、睡觉、骂黄维”，这当然是个玩笑，因为杨伯涛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写的《美军战术之研究》，也颇有借鉴意义。
军长杨伯涛骂兵团司令黄维，十八军也有人骂杨伯涛，比如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原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的儿子方知今，就在《今是昨非见肝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讲述了方靖原部下刘占德对方靖说的一番话：“我当了十二兵团的少将高参，分配在十八军服务，是双堆集一战被俘的。（方靖插话：十八军是辞公一手缔造的，号称王牌之师,不料竞会失败得这样快！）也怪黄维把这样好的部队交给杨伯涛。无论经验或资历他都不够，才当十六天军长就把一个好好的部队断送了！”
刘占德为什么说杨伯涛只当了十六天军长，以及那十六天是从哪一天开始，这其实都不重要，黄维和杨伯涛恩怨纠葛一生，临终仍不能释怀，这只是当年国民党将领鸡争狗斗的一个缩影而已，咱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高级将领在被俘后和特赦后吃饭时的一些“趣事”——从这些“趣事”中，我们也能看出这帮人根本就没有半点袍泽之谊。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对方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我和他同组有两三个月，他从来不批评人，遇到别人挨批，甚至同组的黄维还在想学文天祥的时候，在组内以及全体都来批判黄维这种‘文天祥思想’时，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如果不是因为他怕别人说他袒护‘老长官’，他可能还会调解和稀泥。在陈诚系中，他是属于稳健派中的老好人。”
沈醉说黄维是方靖“老长官”，可能是因为方靖还当过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营长、第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黄维则当过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第十八军军长——黄维出任以十八军为骨干的第十二兵团司令，也算“回家”了。
方靖确实是个老好人，他在刘占德抱怨杨伯涛的时候，也讲了“公道话”：“怎么能怪杨伯涛呢？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这些不都是党国的名将吗？他们不都失败了吗？我算领教解放军的战术高明了，不服气是不行的！”
方靖是在湖北荆门被俘的，跟其他战犯一样，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是在开封和武汉都住过，在武汉刘家花园学习改造期间，与方靖同一宿舍的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第八兵团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及第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湘桂黔护路司令莫德宏（方靖称其为“运输司令”）、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
有史料说莫德宏病逝于1951年，那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1953年12月26日那场丰盛宴席，莫德宏是参加了的，而且那顿饭吃得也十分搞笑，方靖的回忆更是有趣。
那一天他们六个中将刚走进食堂，就吓了一跳：一桌丰盛筵席，有整鸡、整鸭、整蹄膀（肘子）、全头尾鱼！
虽然高级战犯的伙食还算不错，但这样大鱼大肉摆上来，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送行酒”、“断头饭”，管理人员一再解释这是“改善生活嘛”，他们还是不敢相信。
尽管心有忧惧，但他们还是老习惯不改：“刘嘉树第一个朝桌子走过去，尚未落坐，却先将一海碗红烧蹄膀端到他面前。张淦不甘示弱，他一进入‘阵地’便包围了那一海碗红烧鸡！剩下那四个，这才发现‘军情紧急’，蜂拥而上——大个子米文和毕竞占优势，他抢了那碗鸭子，并顺手将一盘鱼推给了方靖，因为他与方靖有‘开封之谊’，所以处处互相照顾，现在他们俩分享鸭和鱼。莫德宏和张文鸿只好把几盘炒菜端到面前。”
打仗的时候不肯互相救援，分享美食更是不可能的，刘嘉树和张淦不用筷子，张开双手就抓，张淦更是精明：“扯下两只鸡腿，左右开弓，然后撕翅膀，吃脯肉，啄鸡脖，砸鸡脑，啃鸡脚，把最肥美的一块鸡屁股留到最后，放在嘴里细嚼慢咽，真是回味无穷！刘嘉树一阵‘猛打猛冲’，足有四、五斤重的一只蹄膀，转眼就被他消灭干净。”
六个中将疯狂抢食，管理人员端着面条送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撑得翻白眼，但还是拿起碗来“继续战斗”，结果是那一晚刘嘉树上了八次厕所，还拉了一裤子——刘嘉树拉裤子，可不是笔者杜撰，而是方靖亲口讲述的。
刘嘉树上厕所闹出的笑话足有一箩筐，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过“刘嘉树夜半上厕遇女鬼，几乎吓昏”的故事，沈醉因为广泛传播鬼故事，还被小组开会批评过，方靖也在那个小组：“平日一向爱和稀泥的方靖突然发言，说我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我一看是这位仁兄，立刻联想到我常和他开玩笑，想借此整我一下。”
方靖小小地“报复”沈醉一下无伤大雅，沈醉也巧妙地化解，他们在特赦后又同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从“同学”又变成了同事，关系依然相当好：“方靖不但是为人之祖，而且已四代同堂。我也是为人之祖的人，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去和他认‘同麻（两人脸上都有麻点）’，而是和别人一样，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方老，您好！’”
沈醉特赦后有“进去”一段时间，方靖则跟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李佩青一起，搬到了政协礼堂对过的锦什坊街家属宿舍，虽然他们当时的工资已经极高，但却没有半点“共产”意识，也全无同学、袍泽之谊：“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诸如碗筷、面盆、暖壶。痰孟等等之类的东西，都得逐一添制。由于无长期打算，能共用的、公用的，都摊钱购买，做到了分文不让。尔后他们又感到共用、公用不便，必须每人各备一份，在处理旧物及作价问题上，斤斤计较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抛弃了‘将军风度’，活象一撮小市侩。”
他们在蒋家王朝勾心斗角，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改造，有些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难改掉，尤其是中午不回家，要在办公室做午饭，矛盾就更激化了：五个人在两间办公室，却只有一个炉子可以做饭——他们是可以去食堂吃饭的，食堂的饭菜对普通人来说是难得的美食，但对他们这些工资很高的人来说，还真有点吃不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元工资，天天吃肉都吃不完）。
笔者上班的时候，中午也在办公室做过饭，但都是同事们轮流带食材，而且都想带得比别人好一些，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大领导不来，还能悄悄喝两杯。
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那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这五位前国民党高官，却是另一番景象：“五个人各做各的，却用一个炉子，这就发生谁先做谁后做的问题了。孔庆桂声明：‘我要先做，因为我是长期病号。在秦城是受优待的，在这里也应该受到优待。’李佩青反对：‘老孔处处拔尖，是军阀思想残余！’孔马上反攻：‘你动不动就扣帽子，是党棍作风的具体表现！’”
被俘前勾心斗角，改造期间针锋相对，都当文史专员了，还是互不相让，好不容易争论出结果，孔庆桂先做（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抗战有功），然后依次是杨光钰（两条假腿）、方靖、牟中珩，李佩青是五人组长，只能排在最后。
做饭从十一点开始，孔庆桂比较讲究吃喝，每顿都要做好几个菜，这样轮到李佩青的时候，就已经一点多了。
笔者实在想不出来，这五个口袋里钱都花不完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高级官员，是怎么在自己做好之后，在其他四人注视下安然享用而不分给别人一筷子的。
李佩青是组长，只能最后一个做饭，时间长了也就恼了，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跑去买了两斤骆驼肉，切成大块，吃过早饭就放在炉子上炖，一直炖到中午也没有烂，使下面几个人都无法做饭。”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做自己的饭，让别人无饭可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些战犯被俘前，或者学习改造期间，或许还不太令人惊讶，但他们已经特赦当了文史专员，拿着比一般干部都高的工资，在吃饭的时候还是这般绞尽脑汁，就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方靖是个“老实人”，就这样一个老实人，混在那些前国民党高官中，也是未能免俗，读者诸君看了方靖先生亲身经历的这些“趣事”，可能也有很多话要说——吃相见人品：这些将军级战犯，学习改造期间争抢鸡鸭鱼肉一人一盘，当了文史专员，怎么还各吃各的并为做饭炉子争得不亦乐乎？抢鸡鸭鱼肉可以理解，为占炉子而炖骆驼肉，是不是太搞笑了？老蒋有这样的手下，失败岂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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